图源：社科院官网
口 述 | 谢伏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编 辑 | 余心丰 来源 | 人文科学
正和岛商业洞察（ID：zhenghedaoshangye）
外部形势
很高兴来到清华大学，就“十四五”规划的几个重大问题跟大家交流。
今年全国两会通过“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对于实现“两步走”战略目标——到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50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在这期间，我们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从国际方面来看，有以下5个突出特点：
第一个特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下降。上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撒切尔革命”；接着里根政府推行供给学派经济学。从那时起，新自由主义经济在西方成为主流。
在这之后，发生了几件大事：
1.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2. “9·11”事件，美国把战略重点从冷战转向反恐；
3.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4. 21世纪初发生的互联网产业革命
这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中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劳动力与日本、中东等资源型国家的资本，加上美国市场、美国技术，形成一个环流。
但由于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快于人才流动，所以资本在全球配置的同时，欧美一些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像美国中产白人失业率增加、收入停滞；国家间出现“南北分化”；人群间的收入分配也趋于恶化。
这就导致：政治上，民粹主义兴起；经济上，逆全球化抬头。
整个国际环境“东升西降”，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崛起。有人说，中国在2008年开了一场美轮美奂、盛况无比的奥运会；而美国则恰恰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
从那时起，整个国际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变化——经济逆全球化开始出现，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出现下降趋势：
1. 1998-2008年，全球出口额的年均增长是10.4%；2009-2020年，年均增长仅为1.5%。2020年受疫情影响下降了7.5%；
2. 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来看，1997-2007年的年均增长为20.1%；2008-2020年的年均增长是-3.8%，2020年下降42.3%。
第二个特点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集中体现在“对科技制高点的竞争”上。大国在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加剧，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等。
在人工智能、5G通信和物联网等领域，过去落后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大踏步地赶上，但是有些老牌西方国家，比如欧洲整体上在信息技术、数字经济领域滞后于大趋势。美国和中国在这方面的引领作用正在不断增强。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这是对“十四五”规划影响比较大的全球性问题。
疫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也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各个国家基本都采取规模空前的“刺激措施”，典型的像美国，2020年推出了5轮财政刺激政策，总额达到3.8万亿美元；拜登上台后又推出第6轮救助法案，1.9万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社科院有专家认为，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呈现出“三低两高”的局面——所谓“三低”就是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通胀近期有抬头趋势，但是一种趋势性变化还是短期变化还很难说）；“两高”主要指高政府债务和高收入分配失衡。
长期来看，疫情带来两方面挑战：一是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经济政策的调整空间在缩小；如果疫情得不到控制或者病毒变异引起疫苗失效，下一步的经济复苏难以预料。
另一方面，疫情带来“脱钩风险”。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自2018年3月开始频繁制造中美贸易摩擦，后来发展成所谓的“中美贸易战”，采取了很多造成脱钩的政策。
疫情加剧了这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内顾”政策，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本土化、区域化趋势。
所以中国当前在科技领域或者部分产业领域的“脱钩”，是个什么局面呢？一方面，为了防止真正脱钩、防止脱钩带来冲击，我国必须有所应对；但另一方面，当培育形成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时，就使得“脱钩”成为现实。也就是说，本来希望避免脱钩，但最终却造成事实上的脱钩。我称之为“脱钩悖论”。
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这些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间经济总量的相对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明显提高，发达经济体在相应降低。
按市场汇率，2020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比达到40.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42.9%；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5年预计达到60.2%。
第二个是，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在缩小。2020年底，按照现价汇率计算的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超过70%。由于两国经济总量日益接近，美国朝野——草根和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警惕明显增加，增强了所谓斗争、竞争、遏制的一面，合作的一面则在减弱。在“十四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内，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加剧。
由于特朗普上台后实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使得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的效能在减弱。在某种程度上，多边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了，很多国际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机构的法官人数不够了，很多本来应该通过国际组织裁定的事情最后都不了了之、搁置了。所以整个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势在必行。
内部环境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国内目前的有利条件和风险挑战。先讲有利条件：
1. 经济基础夯实得比较好
总体而言，“十四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具备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2020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102万亿元的规模，换算成美元是14万亿左右；
人均GDP也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大关；
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1.7%提高到现在的17%。
整个经济基础应该算是夯实得比较好的：比如高铁的运营里程已经达到3.5万多公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是15万公里。有人讲，现在是“城货下乡、山货进城、电商入村、快递入户”，比过去要方便很多。
无论是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还是从整个工业体系来看，我国的整体水平都比较高：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农业，也就是“第一产业”降到10%以下，只有7.7%；工业占37.8%；服务业已经提高到54.5%。
从工业体系看，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和666个工业小类。
我国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是一些小市场、小国和小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说，中国正在成为总量意义上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在不少门类或者产品的消费上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像汽车、酒类和奢侈品等。
中国的手机销售占到全球的40%，电动汽车占全球市场的64%，半导体占全球市场的46%，光伏面板占全球的50%，高铁、数字支付系统的本土市场占有率都超过90%。
4. “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
第四点有利条件，则是我国日益提升的创新能力：
从研发投入来讲，自2013年起，我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2020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是2.4%，与欧盟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
专利申请和授权数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9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是唯一进入前2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另外，像大家熟知的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超级计算和量子信息等领域，中国从过去的跟跑，到现在有的领域已经进入领跑行列；航空航天、人工智能、5G、移动支付等领域，中国均位居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2020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量是32.2万亿元。疫情期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份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提升。
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曾专门就疫情以来的产业链变化和不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进行详尽分析，结论认为我国不少领域的产业竞争力都在提高。
以上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当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中美关系变化，这是“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处理好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可能也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的调整。目前来看，拜登政府部分继承了特朗普的“遗产”，在一些领域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如拜登不断地拉拢日本、拉拢澳大利亚等“五眼联盟”国家、拉拢欧洲所谓的“民主”国家，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
这点是拜登明显不同于特朗普的，但总的对华战略还是继承了特朗普原有的路线。
另外，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各个方面不断地在我国制造麻烦，而且不会就此结束。比如美国挑起新疆所谓的“人权问题”，其实意在阻扰或者叫推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点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准确地讲，是“少子老龄化”问题。我国现在不仅是老龄化在加速，同时出生率也在下降，这对我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会有明显制约。
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长期跟踪研究这一问题，他们深入分析了人口变化、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总体而言，“少子老龄化”对潜在增长率的提升有负面影响，如果我们不深化改革、不从制度方面挖掘新潜力，潜在增长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潜在增长率下降，将会对国家安全包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债务安全等带来深刻影响。
在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很多风险都可以在高增长的情况下被消化掉，也就是“以时间换空间”。但如果经济增速下降，而且是持续下降的话，比如高债务问题、高杠杆率等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第四个方面的挑战，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保持经济增长的权衡，也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从分配上进行一些政策调整，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需要进行调整。
按照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国现在的减排压力很大，每年需要减排3.17亿吨，是美国的2倍、欧盟的3.5倍、日本的9倍。
如果我国不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就很难实现减排目标，所以如何把绿色发展真正变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不是变成一个包袱就显得至关重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机遇和挑战的内涵都有新变化。
新发展阶段
接下来，我想着重谈一谈“十四五时期”，所谓“三新”之间的关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走高质量的发展之路。
什么是新发展阶段？它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发展阶段。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确定的目标是两阶段目标，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比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提前了，原来我国要在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按照现在的要求，大体上到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达到两万美元出头；到2050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社科院几个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大体上，我国到2023年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为12535美元。按照2019年的不变价计算，目前看应该是有把握的。不少专家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到2030年会超过美国。
这两个阶段，基本都与现代化有关。在“十四五”规划中，包括总书记在规划的说明中明确讲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
从世界范围来讲，公元1500年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先后崛起成世界头号发达国家，但不久后都降为二流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头号大国，但他们走上现代化道路，基本是靠殖民、靠掠夺。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老路。
所以总书记在规划的说明中强调，我国所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从现在起到“十四五”期末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然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因为首先从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不承认”这个说法，比如一些非洲国家、友好国家，他们说：“中国要是发展中国家，那我们算什么？”
但是，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从1990年的0.502提高到2020年的0.761，在189个成员中排名第85位，从人均水平来看跟发达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一些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贸发组织、联合国工发组织等，还是把我国列为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这个提法依然没有变，但内涵确实发生了变化。
其次，应该说我国的产业链还处在全球产业链中端，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高端水平，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小平同志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管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当然，这个说法随着观念和发展情况的变化会有所调整，但总体而言，现在还是要聚焦发展。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继续了，比如，过去主要采取“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而现在国际市场发生了变化，再延续过去那种“大进大出”的国际循环，可能会有困难。
投资的空间也在缩小。像城镇居民的住房，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也好，城市建设等领域也罢，除了地下那部分的差距比较大以外，表面光鲜的部分都做得差不多了。所以要还想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无论是环境还是资源都没法持续支撑了，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最后，从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变化、潜在增长率的变化等方面来看，我国都不可能再保持像过去那么高的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来打造新动能。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全领域，真正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一个主动选择。所谓“新发展格局”，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总书记在去年疫情期间提出这一概念，并且多次强调。它确实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面对阶段性变化，党中央做出的主动选择，也是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战略举措。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高科技领域在“卡脖子”环节进行封锁。如果我们不调整发展格局就会陷入被动，这也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内在要求。
我国在应对国内、国际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比如，去年疫情暴发初期，最开始在武汉发现病毒，春节前后武汉封城、湖北加强管控后，西方社会一片地攻击我们，等到4月份疫情控制之后，舆论风向立马大变。
为什么？因为谁控制住了疫情，谁就有发言权。目前为止，美国是感染人数最多、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他们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最后还是控制不住疫情。所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首先要把握的一点。
我个人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是说不要国际循环了。在能够国际循环的领域，仍然还是要继续做好循环。但问题是在那些人家不给你、“卡脖子”不与你循环的领域，必须自主创新，必须能自己干。
比如，现在的集成电路，包括基础软件、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许多元器件遭遇“卡脖子”，在关键时刻不供应给你了。如果你没有创新，华为没有鸿蒙，没有台积电5纳米、7纳米的芯片，很多企业就要停产了，毕竟我们90%的半导体和芯片都是要靠进口的。
所以一定要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自主创新和内需主导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
对外开放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之外，还有一个制度开放的问题，要在制度层面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
西方过往建立的国际治理结构、治理规则，美国他们是觉得合意的就用、不合意的就“退群”。所以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上，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走出去、引进来”、贸易出口的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等等，更重要的是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我国要提升在全球治理上的话语权，要能参与进去，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提升我国的开放度。
几个重大发展战略问题
最后，我着重讲几个重大发展战略问题，回应前面讲到的我国面临的挑战：
为什么要坚持创新驱动？一方面，以创新引领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也有利于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另一方面，以创新引领发展不仅是应对国际竞争新格局的关键之举，也是破解“卡脖子”问题的内在要求。
从措施来讲，推动科技创新、自立自强主要靠4个方面：
1）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包括：
1. 选准攻关方向。重大科技的前沿问题，需要把它捋清楚、明确攻关方向。“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把以下领域列为重大创新攻关方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
在瞄准了这些科技前沿后，一方面要靠企业，另一方面靠政府。对政府来讲，最根本的还是要搞好教育，因为创新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每个层级，用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把很大的力气用在人才培养上，而这要从基础抓起。要更多地注重高校建设，特别是研究型大学。
2. 建设国家的重点实验室。
3. 建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审批了许多高新区，像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传统的科技人才比较集中、研究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如何打造成创新高地，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4.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政府投入力度。
1.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这不是靠管理部门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想出来的。什么技术该发展，什么技术发展不了，什么是前沿、超前了多少，这些问题企业更清楚。
2.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高校、研究机构，要真正把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大文章”做好。过去很多高校的研究成果基本都锁在了“保险柜”里。这几年情况好转了许多。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研究不出市场认可的技术。所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发挥企业基础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
3. 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4. 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主要是加计扣除、减免税等。现在对于高科技企业的所得税是有别于普通企业的，普通企业25%，高科技企业只有15%；研发投入的加计扣除也在不断提高。但目前从企业反映的情况来看，还是不够。
5. 发挥中小科技企业的作用。
1. 健全组织体系。
2. 健全激励机制。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科研成果参与分配、科研评价机制引导。这个“指挥棒”，如果只是光看论文是不行的。现在很多企业的机制都很灵活，真正的创新主体应该给股份、给期权，等等。必须要让知识参与到财富分配之中。
3. 构建科研、产业、金融协同互促的合作机制。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那么活跃，创新企业非常多、成果也不少？反观我们不少科研人员的成果出来后，都拿不到钱，不能一步步地被转化。随着资本市场上创业板、中小板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但还是要继续推动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我们现在的考核机制对于创新而言有很大困难，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还是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因此金融支持非常重要，需要科研机构、产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从中发挥作用。
现在真正顶尖领域的创新人才都是世界性的。知识没有国界，只要有好的政策，能够把真正有用的人才、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引进来，企业就能有大的发展。比如生物医药领域的很多人才，都是在国外留学的华人，他们可能在某个领域的研发能力很突出，像基因、生物制药等，回国后很快就能把一家小企业做起来。
最后就是要用好人才，要加强国际合作。虽然我们把科技创新叫自主创新，但一定还是开放性的，如果封闭起来，是很难达到我们预想的目的。
为什么现在这么强调内需？一是应对国内外风险。疫情暴发对我们最大的警示就是“必须要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必须坚持把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从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们已经由2007年的8.7%下降到2019年的1.2%，内需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二是支撑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这些年，内需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比较高，事实上是由内需主导的，最终消费需求在整个GDP增长中的贡献率也在逐步提高。2019年，我国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9%，最终消费需求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8%。不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比重还是略低了一些。
最后一点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例如，从产品类消费来讲，比如住房，我国城市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人均37平方米，这并不算少，但是很多房屋质量不行，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房子质量还是比较差的。有的几口之家可能就只有一个卫生间，这对于三四个人的家庭来说不太够用；有的则是管道老化；还有的老旧小区甚至连互联网都连不进去。提升质量是我们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比如汽车，目前我国的汽车保有量相对还是偏低的，千人保有量是204辆，比韩国、欧美国家低很多；当然，这也涉及到碳达峰、碳中和以及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需要综合施策。另外，下一步像教育、幼儿、养老、文化和旅游、电影等领域的相关服务消费，都还有很大的需求潜力，要深入挖掘。
如果贫富差距被拉得越大，收入越高、财富越多的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低，即所谓“有钱的人没处花，没钱的人想花却没有钱”。因此要改善收入分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形成“橄榄型社会”。
要提升传统消费，比如衣食住行一类；培育新型消费，比如通讯、网络等方面的消费。我过去在地方工作时注意到，想提高一点水价，一家一户每个月几十块的水价也就再提高一点，大家都很难接受；但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手机，每个月最低消费也得几十块钱，这个却没有人吝惜。从这里也能看出新型消费的潜力非常大。
再有就是服务消费，像教育、医疗通通属于服务类消费。可以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和政府支出性消费，开拓城乡消费市场。总体上，扩大消费还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潜力最大，像我们的农民，但是现实能力不足，如果我们能通过乡村振兴，通过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转移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块最大的消费潜力就能释放出来。
现在的投资潜力和过去相比是在下降的，但仍然还有发展空间。在《规划纲要》中所提到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地下管网等“看不见”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空间。
我当年在河南工作时，曾经在郑州的航空港区搞了几公里这类设施，那是需要花不少钱的，没钱根本做不到。实际上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再比如，我们有些地方经常被戏称为给马路牙子“装拉链”。为什么？今天挖、明天埋，后天还有新的施工单位进来；今天是燃气，明天是电缆，没完没了，很多地方的电线跟蜘蛛网一样在空中挂着，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
最后，我们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是说不要外需了，还是要继续发挥外需的重要作用。
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写到文件的标题之中，是经过了几番努力的。
为什么说不仅仅是人口老龄化，而且是“少子老龄化”。首先，要明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从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看，我们是14.1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11%。这10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过去常常讲，我们用世界1/2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1/5的人口。这就意味着，过去我们一直占世界人口的20%，现在只有18.11%。
二是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0.53%。这是很低的增速，比世界平均增速低了0.6个百分点。
三是总和生育率只有1.3，低于代际更替生育水平的2.1，虽然比2019年的1.2略微提高，当时大概是二胎政策出来后稍微有一点回升，但总体而言还是很低。
四是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下降了6.8个百分点。
关于这个问题，社科院的蔡昉教授曾做过专门研究。他提出了两个拐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拐点，即劳动人口的绝对规模下降引发供给侧的问题；另一个是人口总量拐点，大体上，2025-2030年间，大概率是在2027年，我们的总人口规模会开始下降，到那时就会引发需求侧的需求。
现在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几个特征：
1. 未富先老。我们现在人均GDP是10371美元，相当于其他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人均GDP的1/3。
2. 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加快。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的预测，2020-2050年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提高14.1个百分点，是10个主要国家中提高最多的。这是一个判断；另外，2020-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分别提高11.94个百分点和9.36个百分点，也都高于同期其他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3. 老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大。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76亿，占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1/4。我们的总人口占世界18.11%，而老龄人口占到1/4，明显高于世界同年龄组人口的水平。
预计到“十四五”末期，我国80岁高龄人口将达到3376万，比“十三五”末期增加446万。随着我们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老龄人口的绝对数也还在提高。
人口老龄化将带来三重影响：一是对经济增长产生冲击；二是造成储蓄行为和消费行为发生结构性变化。因为老年人花钱跟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是花在医疗、养老和雇保姆上；三是抚养比提高。赡养老年人的社会负担增加，上到国家、社会下到家庭的负担都会加重。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规划纲要》中提出一些建议措施：
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所谓“三育”负担。过去放开“二孩”政策后，有两年的出生人口数增加，但后面又回到了原来的状况。为什么呢？养育成本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养不起”的问题可能是现在议论得最多的。
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估计生育率还是比较难提高，即使给了鼓励性政策，要想明显提高总和生育率恐怕也有一定困难。
因为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大家都看到了，像一些欧洲国家、俄罗斯等地方的出生率都是极低的，都不愿意生孩子，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离婚率也在大幅提高。
生了孩子，就有可能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个人发展。有的家庭生了两个孩子，雇个保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确实会增加很多负担，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重要的就是多种养老模式，比如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商业性养老相结合。
3）从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角度，出台一系列健全婴幼儿发展的政策
我们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这可能是我们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养了孩子都想他能上个好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最后到大学，能上本科就不上专科，不得已都不愿意上职校，能上大学的都瞄着清华、北大，可是大学一共也就招这么多人，所以大家会有一种焦虑感，这也是造成低生育率的原因。
总书记强调，推动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难度还不小，特别是现在“三大差距”并没有明显地缩小：
1. 地区差距。例如，虽然东西部人均GDP之比稳中有降，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的下降并不明显。尤其像东北地区等人口向外流动的地方，经济发展不太景气。
除了少数地方，像浙江的地区差距、市与市之间的差距比较小；从全国来讲，西北和西南地区像甘肃、宁夏、贵州等地方的部分地市州，还有像新疆喀什、四川凉山等地区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2.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我们曾对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做过五等分组统计，最高那20%的收入组和最低20%的收入组的收入比大概是10：1。
3. 城乡差距。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大约是2.56，仍处于较高水平；东部地区城镇和西部地区农村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超过了3.8。
因此，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规划纲要》里有一些措施安排：
扩大就业是解决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举措。过去我在地方工作时就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农村家庭，不管是贫困户还是其他户，只要有人在外面打工，这个家庭就会脱贫。
从政府角度来讲，要做好二次分配，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由于我们还是要发展，所以在初次分配领域恐怕还是要效率优先，但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当然，现在提到的包括财产税、房地产税等税收政策的调整，它们对于阻断代际贫富的传递、调节贫富差距有着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恐怕很难推行。
此外还要履行社会责任，鼓励慈善发展。慈善可以看作是“第三次分配”，对于缓解收入差距有着积极意义。
现在国家出台了许多区域性的发展政策，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到底。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更好地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力支持，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像道路、通讯、医院和养老院等；让能够向外转移的人更多地转移出去，提高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生产率。
我参加过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对当时的情景印象很深。那时《京都协定书》还是讲“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当时跟中国吵得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我们是自主减排，但美国人、欧洲人提出要对我们进行可量化、可核查的减排。
中国代表团跟他们产生激烈争论，争的就是“发展权”，主要在现时排放规模和累计排放规模两方面，当时这两方面，中国都不是世界最大的。那次会议最终没有得到成果，后来是在《巴黎协定》上达成一致。
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延续过去发达国家高耗能、高排放的老路是行不通的。所以中国在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是自主选择的，不是谁强加给我们的。因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是对人类负责，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的压力。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与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相比，我们到达碳达峰、碳中和的年限都要短得多，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
中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换一任总统可能就不认账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说话都是“言必行、行必果”，既然承诺了就一定要兑现。
要实现这样两个目标，我们还存在着一些困难：
1. 工业能耗占比较大。2018年，我国工业能耗占比约为66%。在能源消费结构中，2019年我国原煤消费占57.8%。
2. 能源效率相对偏低。2019年，中国与经合组织国家的能效之比是0.6，单位GDP的能耗之比是1.82。
3. 时间窗口偏紧。从实现碳达峰到距离碳中和的时间来看，欧盟用了70年，美国用了40年，日本也是40年，而我们距离碳达峰已不足10年时间，碳达峰距离碳中和是30年，任务很重，但是我们的能源消费仍会刚性增长，到2050年，用电量还要增长1倍以上。
1. 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
2. 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行业和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
现在有一种误区，好像说达到峰值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碳中和，所以如果以一个很高的标准达到碳达峰后，后面的30年碳中和就会很难。所以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峰值水平上达峰，才能为后面的30年创造有利条件。
3. 推动清洁能源的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提升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
4. 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提升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5. 建设性地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我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但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不过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深刻变化；其次，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