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我们要注意的八大变化

即使中国仍然要坚持一些关键战略目标，但在许多重要发展目标、实现目标的时间等方面，都不能不做调整。坦率来说，疫情之前确立的规划目标和发展框架，可能不得不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我们注意到，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转，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中央层面，高层领导在去年11月全国“十四五”规划座谈会上提出要求，要抓紧起草形成“十四五”规划《基本思路》，做好起草规划《纲要框架》的工作。

要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研究推出一批重大改革开放举措，研究推出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在今年4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出，脱贫攻坚要强化成果综合运用，研究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十四五”规划衔接。在省级地方层面，据不完全统计，3月至今，上海、陕西、湖北、吉林、海南、宁夏、北京、山西、浙江等省份的党政一把手都曾就“十四五”规划召开会议或外出调研。

很显然，国内“十四五”规划编制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从现在开始，从全国到地方的规划编制工作都要快马加鞭了。

疫情带来了国内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不论是对中央还是对地方，都是新的变数。

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看，有如下一些变化或趋势，需要在“十四五”规划的研究和编制中重点关注：

第一，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对中国将产生负面影响。此次疫情之中，中美关系全面恶化，“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的双边角色将会强化。欧洲对中国的合作态度也在从“天真”走向现实，并将中国定位“经济伙伴”+“系统性竞争对手”。外部环境恶化会广泛地体现在贸易、投资、多边合作等领域。宏观战略环境的变化宛如“倒春寒”，将对国内产业和市场造成冲击。

第二，逆全球化潮流将会进一步加剧。过去以贸易壁垒、关税提升、投资受阻为特点的逆全球化浪潮，在疫情之后将扩散至更广的范围，包括外交、科技、教育、文化、产业链、供应链、旅行、媒体舆论、民众心理等领域，国际交往都将比过去更加困难。逆全球化将会更加表面化、极端化、普遍化。

第三，全球供应链将会出现“短链化”、分散化。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供应链的重构。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将出现衰退，各国将谋求更多的“经济主权”，把生产部门掌握在自己手里，过去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将会变得简化、短链化，分散到各个国家或者区域。这对国内产业界将形成普遍冲击，部分地方和产业界将被迫重新考虑产业布局，要更多基于国内市场来构建“内循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第四，民生及社会目标将会强化。至少在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将受到疫情明显影响，这将导致世界本已存在的经济放缓趋势。目标的重要性会发生改变，民生与社会目标将会强化，保民生、保就业、保基层运行、保脱贫成果等工作的重要性将会增强。尤其是就业问题和巩固脱贫成果，在地方工作评估中的权重可能会显著增加。

第五，财政政策的执行会遇到新的挑战。近几年国内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在寻求缓解财政压力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然而疫情的影响无疑给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今我们发现，要执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有能力继续扩张，但地方财政却有实际的困难，因此，如何平衡财政压力与发展需求，一块钱做出两块钱的事来，是地方政府面未来努力的方向。

第六，各地需要创造性地执行既定的发展战略。在疫情之前，国内各地都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重大项目，如自贸区、自贸港、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不同层次的发展战略，这是很多地方在“十四五”期间发展的重大抓手。疫情之后，这些发展战略的资源条件和环境有了变化，将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调整。

第七，各地发展需要更加重视消费与服务，并在其中找到新的增长点。疫情之后，各国将鼓励产业回流，加强产业控制以增强产业安全，同时牺牲一部分产业效率。各国的内部市场将更加重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将会加强，发展服务业、加强公共服务、改善营商环境将变得更加重要。过去的“产业政府”、“城市化政府”，将会让位于“服务型政府”，地方政府将为此转型。

第八，如何平衡新科技、新业态、新基建与传统经济，对地方来说是个挑战。疫情之下，各种线上活动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服务活动搬到了网络上，各种形式的远程办公、视频服务、电商业务等，在经济放缓之下逆势增长。国家正式推动的“新基建”，肯定会成为资本和政策追逐的亮点。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新”经济概念新，噱头新，但是对中国经济的支撑性还需要验证。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还是需要有牢固的传统经济支撑，吃喝拉撒、水暖电气等基础消费在关键时候就能显示中国经济的韧性。

疫情耽搁，“十四五”规划编制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要强调的是，“十四五”规划的背景、环境和资源条件，已经在疫情冲击之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新的五年规划需要借助专业研究，调整分析框架，体现最新的问题和形势变化。